用生命打造诗国丰碑
——《林从龙诗词选评》序
文｜梁东
林从龙先生要将六十一年间的诗词作品汇集付梓。无疑，这对他个人乃至整个诗坛都是值得庆幸的事。
人们当有共识，林从龙是当今诗坛重量级人物。所谓重，重要的要看，处在一个风云跌宕的时代，一个诗人的心志、情性和作为。重，还表现在诗人的生命长河之水是否一以贯之地泽及四野，对正在重新矗立的辉煌的诗国大厦，是否一以贯之地添砖加瓦。所谓重，理所当然地还要看他的艺术实践，他的成果，他的春华秋实。综观以上这几个方面，应当说，林从龙是诗坛一位不同凡响的重量级人物。
林从龙出生于文化上“于斯为盛”的湖南，从小受中华传统文化之浸润极深，对民族文化有深厚的感情，铸就了民族精神的根基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这应当是立身之本。君不见，大千世界对于民族文化的众生相。抽象肯定、具体否定者有之；形同路人、评头论足者有之；冷酷无情、踩到脚下者有之……而林从龙，始终以“九死无悔”的精神对之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民族精神的回归，推动了包括中华诗词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。林从龙如鱼得水，以极大的热情、坚定的信念、不懈的努力，开始了他的诗词长征。在河南，最初他只能依托十分有限的空间和阵地，却搬动了包括臧克家、贺敬之、艾青、冰心在内的许多名家，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对弘扬传统诗词的认同。他作为发起人之一，参与到为成立中华诗词学会而努力的行列之中。一批有影响的老同志登高一呼，林从龙和许多有识之士拓荒前进。只要是对诗词事业有利的事，他总是不计个人得失，以忘我的精神力争。而且，他的可贵之处在于，往往是受命工作于危难之时，送炭甚至烧炭于雪中，而不善于添花于锦上。从郑州到北京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他奔走于机关、团体、学校、诗社，他成为一些学者、专家的座上客，也成为他们的知音者。1996年，我有幸和从龙兄一起，代表中华诗词学会专程去上海看望老会长、著名学者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先生。周会长见到从龙，病好像好了一半，交谈竟日，不忍离别。我想起《史记》有云：“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故，何则？知与不知也”。知什么？他们正是在尊重、热爱、弘扬传统文化这个基点上，相交、相知。我想，从龙兄也正是在这个基点上与海内外的诗人及热爱诗词、尊重中华传统文化的朋友们相交、相知，从而推进诗词事业的。
为诗词事业，林从龙可谓倾注了全部心力。万事开头难。人们不应当忘记，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初期，百废待举，困难重重。他和志同道合的诗友们一起，努力以赴。我记得，第一期《中华诗词》就是他在北京的女儿家里闭门谢客，突击了三天完成了后期编辑工作的。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以来，尤其是早期，学会很多方面工作的推进，往往和林从龙开疆拓土、联络各方、打开新的局面分不开。而这里一个重要的支点就是讲课。几十年来，林从龙一共讲了多少场诗词课，受众总共有多少人，恐怕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惊人数字。他的讲学授课，真可谓“从东北到西南，从高原到海边”，而且一直讲到境外、国外。如果诗词界也搞一个“吉尼斯”记录，几乎无人可望其项背。全国不断兴起的“诗词热”，林从龙至少是在大气候下的一股热风，吹到哪里，哪里升温。许多事实说明，一些地方诗词活动波澜迭起，常和林从龙讲课密不可分。诗词进校园活动，就是在他应邀到华中理工大学讲学，和校长杨叔子院士一拍即合，促成了1999年在华中理工大学举行的“让诗词大步进入大学校园”的全国会议，随之而来的是连续几年的进入中小学、幼儿园以及校园诗教和社会诗教的逐步展开。溯其源头，至少应当说林从龙功不可没。
为什么这么多地方争相请林从龙去讲诗词？答案只有一个：他讲得好。他讲课，好像是把古人的诗，掰开、打碎、嚼烂，再从他嘴里吐出来。有本而不宣科，无声之处也能砸吧出滋味。他总是用独特的视角，深沉的历史沧桑感，贴近生活的举例，给人以难得的艺术感染。看看台下，像是都听醉了，再看他，像是比台下的人醉得更厉害。
我试着替他总结一下，作为诗人、作为学者，他有三条：一曰国学根基，二曰超常记忆，三曰不眠不休。从龙兄幼学底子打得好，学养较深。我一直认为，中华文化的精华在于经典，而传统诗词正是以动人心魄的能量，传递和铨释经典的精神。从龙兄正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高手。有一次开会，他和另一位诗中高手同住一室，第二天我见他们眼睛红红的，原来是两人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，一人一句背诵起经典古文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从龙兄的超人记忆力，我最为折服。十几年前，我就在一篇名为《春雨江南路》的文中，说起他的脑袋瓜犹如一部电脑，内存都是诗。按错了键，也能敲出另一首诗来。某些古诗文，我常在用时忘了，或记不准了，就给他一个电话，总能得到满意的答案。他讲课中举的例诗，多不用自己的诗。上午听到某位诗友的诗，下午讲课就可以顺背如流。古人名句，更是如数家珍，滔滔如长江之水。讲解过程中当然要背诵，那又是一种出彩之处。浓重的湘音，低沉的音调，用鲜明的节奏“演奏”出来，却是一曲动人的乐章。我还发现了他诵读的一个“秘密”。随着诗的“起承转合”，他常在句子的开头加上一个“呃”字作为语助，而此刻必是情动于中之时，不能不“呃”！他这一“呃”，境界全出，先感动自己又感动了别人。难怪有人说，即使没完全听懂，也受到了感动。
不仅讲课，从龙兄还以极大的热情和责任感，去回答诗友的问题，为他们改诗。每次开会，诗友相聚，他的住室总是门庭若市，夜深了依旧灯火辉煌。人们常说，某某人“诲人不倦”。而林从龙，却往往达到了“诲人不眠”的程度。在林从龙收到的大量学生来信中，甚至有学生用“师恩难忘”、“师恩难报”等词汇来表达他们对老师的崇敬、尊重和感激之情。
过度的、连续的操劳，林从龙终于倒下了。在2001年海南儋州会议上，他患了脑溢血。重病之躯使他暂时告别了诗坛。好在治疗及时、护持得当，使他逐步恢复了健康。我曾跟他开玩笑说，你不能走，当你在儋州躺在地上的时候，李白和杜甫就紧急磋商了，结论是，这个人还得回去！他的诗还远没作完，课也没讲完，振兴诗词的事还有他做的！于是，奇迹发生了。说来也怪，诗好像能辅助治病。年事已高的林从龙好像更加硬朗、健旺了。他领受着诗仙和诗圣的指令，又风风火火地站到了诗词第一线。
到今天，林从龙集六十一年之作品出版（实际上他写诗的时间更长）。我感觉，他似乎生来就是写诗的。他就是那个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说的“诗有别材”的才。我一直认为，诗，是最需要以学养、品格和情性加以支撑的艺术。成就一位诗人，还要再加上一个“悟”字。妙悟，极而言之就是天才。清时钱圆照说：“诗文之作未有不以学始之，以悟终之者，而于诗尤验。”罗马的贺拉斯也曾说：“有人说，写一首好诗，是靠天才呢，还是靠艺术？我的看法是：若学而没有丰富的天才，有天才而没有训练，都归无用。”林从龙是学为基石，加上长期的社会生活和艺术实践，悟和学相得益彰，使诗的创作走向成熟。从龙以“情真、味厚、格高”为创作主旨，这方面，著名学者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谷方先生有专文论述。王安石说：“丹青难写是精神”。从龙的诗可贵之处正在精神。他学养虽深但从不“掉书袋”，不以生僻艰深取胜，而是“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”（《文心雕龙》）。他追求的是言近旨远、深沉含蓄，“旨”常常包含无尽的历史沧桑感，惟如此也才能深沉含蓄。他在诗中不回避用典，但崇尚的是“如盐入水”，追求的是“不得不用而用之……莫见安排斗凑之迹”（叶梦得《石林诗话》）。因此，他的诗常见神韵、显深沉而少雕琢。如他的《过秦俑坑》：
胆丧荆卿剑，魂惊博浪椎。
泥封兵马俑，能否慰孤危？
这短短二十个字的五言绝句，以新奇的立意，独特的历史视角，宽厚、无尽的意韵，给人以感染和启迪。难怪老诗家、新诗友交口称赞，在诗坛乃至社会上都产生了影响。
又如他的《七·七过芦沟桥》：
烽火芦沟迹已陈，长桥风物焕然新。
东邻未必妖氛净，忍拂残碑认弹痕！
这首高扬爱国主义精神而又意味深沉的诗，已被选入高等院校人文素质教育教材《大学语文》，成为今人创作古体诗入选教材的不多的例子。
从龙兄诗的功力，更多见于他的律诗中——难怪人称“诗律老手”。他工于对仗，因而也是楹联界不可多得的高手。清末学者刘熙载在他的《诗概》中说：“律诗不难于凝重，亦不难于流动，难在又凝重又流动耳”，他又说：“律诗要处处打得通，又要处处跳得起。草蛇灰线，生龙活虎，两般能事，当以一手兼之。”请看从龙的七律《回乡偶感》：
弦歌旧地夕阳斜，霜叶仍如二月花。
万里风尘添雪鬓，卌年魂梦绕星沙。
溪山犹辨儿时路，松菊难寻劫后家。
浊酒一杯酬父老，萍踪明日又天涯。
此诗沉郁顿挫，不仅颇似杜作，而且又能新意叠出，于杜诗门墙之外别辟蹊径。满目沧桑之感，满纸辛酸之情，满腔报国之志，尽在诗中，真可谓“凝重与流动”兼而得之！
从龙兄的诗，极少是苦吟于斗室之所得，而多半产生于他丰富的、充满激情的社会生活深处。如同唐朝郑綮所说：“诗思在灞桥风雪驴子背上，此处何以得之？”林从龙正是关注民瘼国难，得诗于市肆坊间和山程水驿之中。他的范山模水、批风抹月之作，也都植根于历史深处而抒发于沧浪渔樵和“风雪驴子背上”，是个典型的“跨驴客”。
从龙兄虽然重视继承，但绝不泥古，反而十分看重中国人新时期的社会实践，这也反映在他讲课的范诗举例中。他求新，主要新在内容上，新在能鲜活、真切地体现时代精神。这是因为他始终坚信：成熟的传统诗词艺术形式完全能为新时代、新生活服务。
“八方风雨汇中州”。而中州的风雨，有林从龙的一份。同时，这份风雨又飘洒到了全国许多地方。中华诗国的丰碑靠千千万万诗人和有识之士共同构筑。这其中，林从龙正在用心血、甚至生命这样做。
2007．9．15．